面对病魔，她用从容写下生命的答案

2026年春节前后，母亲先后两次遭遇支气管哮喘的严重发作。胸闷、气短、心跳加速、呼吸困难——这些症状轮番袭来。春节前那次，妹妹劝母亲住院，母亲却婉言拒绝了。她或许想到：我在上海，弟弟刚做完肝囊肿手术在家休养，妹妹一个人扛下照护压力，实在太重。于是只开了些药，没有住院。

母亲懂一点中医，平日注意保暖、按时服药，意志力也格外坚韧。妹妹夫妇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加上她天性乐观，爱好文学与音乐，生活规律有序，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。

2月27日，哮喘再次发作，来势更凶。妹妹陪母亲在新建区人民医院做了急救处置，医生建议立即转往江西省人民医院，并派出120急救车。一系列检查后，医生要求住院治疗。妹妹办好住院手续，一切安排妥当，才给住在红谷滩的我打来电话。

接到电话的那一刻，我震惊不已。当时正在吃午饭，我放下碗筷，赶紧乘地铁2号线到阳明公园站下车，步行十分钟，找到省人民医院住院部北楼心脑血管科22层38号床。母亲躺在床上，一脸憔悴。我心疼地握住她的手，千言万语堵在胸口。随后我和妹妹来到医生办公室，与主治大夫杨医生商讨治疗方案。杨医生说，母亲不太配合治疗，是一位有思想、有主见的病人，这样的病人很难应对，只能寄希望于子女劝说。鉴于母亲心跳加快、血压升高，医生建议立即转入24小时监控的23床。护士用轮椅将母亲推出病房，妹妹搀扶着母亲躺上走廊里的活动病床，送入新的监护病房。

新病房里，护士按医嘱给母亲做24小时心跳和血压跟踪测试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并未发现太大异常。母亲建议医生能否改为每日两到三次间断式测试。得到否定答复后，她显得不太耐烦，借内急要上厕所为由，强行拔掉了插头。杨医生为此有些为难，把我们兄妹找去，让我们在一份医疗免责书上签了名。

我深知，作为中学教师的母亲并非无理抵制治疗，而是对自己的病情知根知底。她认为这次发作严重，可能是过年期间客人往来多、情绪波动大、身体劳累没休息好，加上天气阴冷受了凉。过去十年里，她因哮喘先后在江西省肺科医院、新建区中医院看过门诊、住过院。外公和舅舅都是老中医，耳濡目染，她也懂得一些相关知识和应对办法。当医生动员她做一系列检查，并要求吸氧、插管、上呼吸机时，母亲都婉言谢绝了。她认为自己病情还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。

母亲每天读书看报，对医疗上因过度治疗引发的事件和案例并不陌生。尤其是支气管这类慢性病，不能指望应急手段短期内见效，许多症状其实是“正常的生理老化现象”，并不需要过度干预。相反，不必要的治疗可能带来更多副作用，甚至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。更何况，母亲已年近九旬。她常对我们说，生死并不过于在乎，关键是珍惜过好当下的每一天，随遇而安，自由、乐观、积极是她向往的养老方式。正因这份自信，我们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母亲这边。

为了合理安排陪护，我和妹妹商量轮流值守。妹妹让我白天留下陪母亲，她晚上过来陪床，明天午饭后我来接班。妹妹走后，母亲说早上没吃饭，现在有点饿，让我下去买碗面。我在医院膳食食堂买了一碗肉丁青菜面。母亲吃着面汤，面带笑容，轻松地和我聊起家常。刚才短暂的紧张气氛瞬间烟消云散。我从心里佩服母亲，她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明白人。

下午，吃药、输液、检查、体温测试一系列流程走完，母亲按平时习惯小睡了一会儿。我问她感觉怎样，她说一切正常。于是我们母子又天南海北地聊起来。她告诉我：“今年春节过得特别舒畅愉快。一是孙子一家四口特意从上海开车回家过年，年三十中午、晚上分别在奶奶及岳父母家吃团圆饭，让我喜出望外。另外就是大年初五，耄耋之年的妹妹夫妇携从英国回家过年的孙女来拜年，让我感到家族兴旺的高兴和喜悦。”

聊着聊着，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下午五点半。陪母亲住院的这段时光里，我这个一向沉默寡言、不太愿意讲话的人，竟滔滔不绝、推心置腹地与母亲交流谈心数小时。这恐怕就是亲情的力量。母亲留我吃晚饭，我说中午在家做了中午和晚上两顿饭菜。我提出为母亲买碗米饭，她说不需要，按习惯晚餐多半吃得清淡且少，于是将中午剩下的面汤让我在微波炉加热，配着我带来的面包当了晚餐。天光渐渐暗下来，母亲催我赶紧回家，说妹妹马上会到。

28号午饭过后，我按计划来到医院，替换妹妹回家休息。母亲告诉我：“昨天晚上，我和你妹妹两个人挤在一张病床上，盖着厚厚的被子，燥热难耐。病房里个别家属很晚还在聊天，声音嘈杂，干扰很大，整个晚上几乎没有睡觉，一早起来就头昏脑胀，你妹妹也同样不能安眠。”

“是呀，这就是病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住院的原因之一。如果时间一长，没病的人也会熬出病来。”我感慨道。随后母亲话锋一转，兴奋地告诉我：“上午各项检查后发现，炎症消退，血压、心跳、体温基本恢复正常。”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我也十分高兴。这时主治大夫杨医生走过来，提议让母亲转入呼吸重症监护科，如果我们同意，他马上联系床位，对母亲的支气管哮喘作全面检查治疗。我们非常感谢杨医生的建议和帮助。下午一点半，我被告知床位已落实，在17楼呼吸重症监护科32床。我用轮椅推着母亲，与护士联系后乘医用电梯下到17楼，来到靠西边的新病房。

走进9号病房最里面靠窗口的32床，护士刚换上新床单，这张床的病人刚出院。我搀扶母亲坐下，让她躺着休息。母亲正准备上床，护士进来告诉我，让我用轮椅推母亲到18楼找袁医生做呼吸功能检查。病房里一位好心的病人家属提醒我，走旁边的消防电梯上去。然而等我推着母亲来到18楼检查室时，却被告知袁医生不在办公室，让我们两点钟以后再过来。我只好又推着母亲下到17楼。就这样来来回回走了几趟，才给母亲做了呼吸系统检查。

回到病房，安顿母亲睡下，我也坐下来。另外两张床上，分别躺着两位80多岁的老头。中间那张床上，满头白发的病人呈昏睡状态，鼻孔、嘴巴分别插入呼吸机和氧气罐，手上针管正在输液，惨状让人不忍直视。旁边一位中年妇女，大概是他的女儿，正给父亲手背做轻度按摩。坐在对面椅子上的外孙子正在看手机。母亲后来跟我说，这两个老头都比自己年龄小几岁。相比之下，母亲精神矍铄、声音洪亮，如果不发病，根本看不出她也曾是一位危重病人。

母亲头天晚上没睡好，现在这个病房比之前安静得多，她睡得特别香甜。看着眼前的情景，我不禁感慨：人的生命如此脆弱。想着自己也是一位古稀老人，将来也会有像他们这样病倒的时刻。现在我的目标是尽量让这个病倒的时间晚一点，得病症状不那么痛苦。想到这里，我就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让医生做特别治疗。

我之所以每天坚持走一万步，坚持阅读写作，在家做家务，哪怕一个人也自己动手做饭炒菜，绝不亏待自己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吃外卖——如今置身医院这个治病救人的环境中，看到危重病人命悬一线、苦苦挣扎时，我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现在的生活道路走对了，以后将继续走下去。

下午五点半左右，母亲让我去买饭。我到楼下小吃店买了两个盒饭。吃完后，母亲对我说，按原先计划，在医院观察治疗3天，如没有特殊情况，想明天就出院。她嘱咐我明天上午早一点过来，争取尽快办好出院手续。说完，母亲又一次催我赶快回去休息，并告诉我，已让妹妹晚上不用来医院陪床，不会有事，让我放心。

3月1日一早，我就赶到医院，在门口给母亲带了早餐。饭后母亲让我去找主治大夫付医生，并告诉我，头一天晚上她与付大夫通过电话，陈述了自己想出院的理由。考虑到心跳、血压、体温、炎症均已逐步改善，呼吸哮喘也没有发作，支气管炎可以回家吃药调养，付医生答应今天为母亲办出院手续。

正在这时，只见付大夫领着几位医生护士巡诊查房。他看见我在，赶紧向我说明母亲的病情症状，说母亲的病症不是哮喘，而是慢阻肺。言下之意是需要继续住院检查治疗。

付医生不等我继续交涉，就急于离开病房。我几次跟随，在各个病房门口等待，他以还有很多病人等待查房为由，让我继续等待。我回到病房后告知母亲，她马上找出纸和笔，写了一张字条：“感谢付大夫的精心治疗，鉴于自己各方面检查均有改善，恳请付大夫出具一份出院通知书。陈华 2026年3月1日。”我揣着母亲的亲笔字条，再次去找付大夫。看见他川流不息地在各病房与病人及家属沟通、反馈、交流，我不便打扰，站在远处等待。然而眨眼的功夫再看他，已经不见人影。